美国大选后股票怎么看，特朗普宣布参加总统大选对股市有影响吗

假设特朗普和拜登上台分别会如何影响美国股市

谢谢邀请，这个问题是BBAE必贝特别关注的问题。

每届美国换届选举都会对股市，甚至于美国经济产生明里暗里的深刻影响。这也是为何各大财团要出资支持政治家参选的重要因素，希望下一届领导人能够为行业或者企业制定更有利的法律和政策。

对于今年的选举，摩根大通美股策略师基于拜登或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假设场景，提出了“拜登概念股”和“特朗普概念股”。而在近期拜登民调支持率持续跑赢特朗普的背景下，“拜登概念股”已经上涨4.5%，而“特朗普概念股”下跌了16%。

以下是多个投行分析师分析出的，拜登和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将利好的美股板块。

若拜登赢得大选将利好：可替代能源股、基建股、小盘股、出口主导企业、大麻股

若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利好：银行股、原油股、科技龙头股、国防股、医药股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拉开序幕，这对美股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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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2O年米国总统选举已拉开序幕，美股全部进入年终业绩出报表时刻，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自然道琼指进入箱型整理，并等待着方向性突破……

尤其川普为自己的连任总统不停地造势，并采取极其恶劣手段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其用意以隔离并阻断所造成大国经济短期失血，在这场疫情隔离中包括米国在内的制造业将受益。同时将有助于就业机会向米国国内加速回流。

这就是川普赤裸裸的真实目的!

同样川普为了吸引回流企业，并在2020年仍大幅降低公司税收，使得企业利润增厚。适度通货膨胀仍将刺激道琼斯指数将向3万点突破……

林肯总统和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美国股市怎样的反应

首先总统被刺杀对于股市来说有一定影响，下面提供一些被刺杀时间段美国股市的变化，希望对你有用:

美国财富的伟大崛起

在南北战争刚刚开始不久的1861年7月，联邦军队意外地在布尔河战役当中败给了南部军队。这场战役的失败向北部的战略家们发出了信号-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为此，他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金融业与工业总动员。布尔河战役结束两个月后，国会通过立法征收收入所得税和其他一些新税，征税的范围涉及企业税、红利税和遗产税等各个方面。但是，新征税收收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获得，尽管关税收入和个人银行贷款有了迅速增长，也只能满足军费需求的7%~10%。在这种情况下，债券的发行和销售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1861年冬到1862年，费城的杰伊·库克银行开始销售政府债券，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债券的销售总额达到了12亿美元。其中有将近8亿美元的债券发行期为3年，年利率7.3%；约4亿美元的债券为发行期不低于5年（或是高于20年）的可赎回债券，年利率6%。其他银行也在销售政府债券，但发行规模都不及杰伊·库克银行。1860年时，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为6500万美元，而到了1865年，美国政府的国债总额已经攀升到了26.78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战时国债增长中最快的增长速度。

战时债券的大规模销售帮助政府筹措了大量资金，也导致了战争末期市场价格翻倍增长。实际上，美国历史上６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浪潮都是由战争所引起的。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似乎不可避免，但不同社会阶层在战争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和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却很难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影响着战时财富效应的发挥。战时财富效应是政治家和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最强有力的效应。

在1861~1862年，北部的大多数制造商和政府合同商的收入都源源不断。在战时纸币泛滥、各战场军事行动进展状况趋同，以及战时市场供应瓶颈的共同作用下，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增长速度比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还要快2~3倍。

1861年，每英吨①生铁的价格是20.25美元，而1864年，每英吨生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9.25美元。每桶原油的价格也从1861年的0.49美元上涨到了1864年的8.08美元。铁路运输和船运价格也在这些年中大幅增长。然而，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人的收入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企业利润增加的同时，工人生活水平却直线下降。

总之，在南北战争期间，与战争相关的产业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国家的特惠政策，商业企业和新建立的国有银行大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后者的发展更为迅速。从总体上看，在1861~1865年年间，股票市场呈现出上涨趋势，股票经纪人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但是，股价受战势发展的影响较大，时常随着某一战役的结束而出现波动。例如，当联邦军队在奇克哈莫尼战役中战败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就出现了连续下跌，而当联邦军队取得了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和葛底斯堡大捷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又出现了连续上涨。

度。

战时债券的大规模销售帮助政府筹措了大量资金，也导致了战争末期市场价格翻倍增长。实际上，如图1-1所示，美国历史上６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浪潮都是由战争所引起的。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似乎不可避免，但不同社会阶层在战争中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和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却很难平衡，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影响着战时财富效应的发挥。战时财富效应是政治家和政府能够施加影响的最强有力的效应。

在1861~1862年，北部的大多数制造商和政府合同商的收入都源源不断。在战时纸币泛滥、各战场军事行动进展状况趋同，以及战时市场供应瓶颈的共同作用下，基本商品的市场价格增长速度比整体的通货膨胀率还要快2~3倍。

1861年，每英吨①生铁的价格是20.25美元，而1864年，每英吨生铁的价格已经涨到了59.25美元。每桶原油的价格也从1861年的0.49美元上涨到了1864年的8.08美元。铁路运输和船运价格也在这些年中大幅增长。然而，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工人的收入水平却没有任何提高。企业利润增加的同时，工人生活水平却直线下降。

总之，在南北战争期间，与战争相关的产业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得益于国家的特惠政策，商业企业和新建立的国有银行大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后者的发展更为迅速。从总体上看，在1861~1865年年间，股票市场呈现出上涨趋势，股票经纪人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但是，股价受战势发展的影响较大，时常随着某一战役的结束而出现波动。例如，当联邦军队在奇克哈莫尼战役中战败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就出现了连续下跌，而当联邦军队取得了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和葛底斯堡大捷的时候，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又出现了连续上涨。

在1860~1900年间，美国的财富增长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是从1860~1873年，另一次是从1873~1900年。因此，我们对于1860~1900年间美国财富状况的讲述也将遵循这样两个时间段的划分。但是，我们的讲述将从这两个历史时期财富发展的一些共同特征开始。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明显的分水岭，更是造就杰出企业和企业家的温床。19世纪末期，在美国商业和金融业巨头中，有相当惊人的一部分都是战争期间没有服兵役的北方年轻人，其中包括J·P·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杰伊·古尔德、马歇尔·菲尔德、菲利普·阿默、柯林斯·亨廷顿，以及其他几位铁路业大亨。他们通常都花钱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利用战争的机会迈出走向未来财富阶梯的重要步伐。在南北战争开始前已经成名的富翁，他们的财富在战争期间也获得了更快的增长。1861年时，范德比尔特拥有的财产已经达到了1500万美元，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他的家产翻了5倍，这主要得益于铁路业发展给他带来的收益。1877年，范德比尔特去世的时候留下的财产价值1.05亿美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比这个巨大的财产数额更重要的，还是战争对财富增长所具有的温床效应。

从1860~1900年的40年当中，重工业的发展状况严重影响了美国财富的地域格局。早在1805~1830年年间，航运业、银行业的发展就很引人注目，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更是发财致富的关键。后来在1830~1860年年间，地产业成了新的财富增长点，无论是南部的种植园还是北部的城市商业地产，其发展都超过了航运业、商品贸易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早期制造业。然而，南北战争把航运业和商品贸易、甚至是地产业都统统推到了边缘地位。这一历史时期是铁路运输业、钢铁制造业、煤炭和石油工业以及与这些产业结盟的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成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日益激烈的竞争。

战争导致的美国财富结构重组具有持久的地域、文化和政治特征。一方面，尽管波士顿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繁荣状态，但相对于其他地区，其经济地位明显下滑。另一方面，北部新兴富豪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新英格兰人的后代，与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北部的一些小城市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这些人中包括摩根、洛克菲勒、菲尔德、阿默、塞奇、古尔德、亨廷顿、斯坦福、克罗克、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他们在南北战争期间忠于联邦政府，在政治上支持共和党。战争为他们开辟了广阔的新商业舞台。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这些新兴富翁中的一些人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很多人有着相当虔诚的宗教信仰。约翰·D·洛克菲勒后来在解释他的计划-将新兴的石油产业发展成未来的垄断企业-标准石油公司时说，这个计划是"一种超我意识"，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从吉拉德、阿斯特或是范德比尔特的口中，我们是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话的。

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详细介绍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财富的创造历程，会反复谈到技术的重要作用，讲述银行如何又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会谈到华尔街和"金钱的力量"，谈到政府高层影响力的重要性，谈到与资本家的财富积累相伴随的政治和思想腐败。现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战争及其结果对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增长所起到的推动作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约为1000万~2000万美元，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90年代，整个美国社会的财富总额已经上升到了2亿~3亿美元。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市场的价格水平与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基本持平甚至还偏低。南北战争后，美国财富如此大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也是百年一遇的。而且，这种增长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而是通过美元的升值而实现的。

在美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局面下，英国的公爵和法国的贵族们为使自己家族的财产得到保证，纷纷与美国富豪的女性继承人联姻。众多强有力的后盾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发展：1840~1890年间，美国的人口数量翻了4番；美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美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英德；美国用了50年的时间成了全球头号工业强国；189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840年时的7倍。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绝对不可能是平均的。18世纪90年代，大平原地区农场的收入水平比50年代时还要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同期略有提高（60年代有所提高，70年代停滞不前，80年代又有所增长）。真正实现显著增长的是少数上层阶级的收入和财富。表1-4显示的是美国社会中大富翁所拥有的财富规模。18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只有10个左右，而1900年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已经有4500多个了。

从1790~2000年初，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财富从100万美元上升到了1000亿美元-比尔·盖茨是新千年到来时美国的头号富翁。从1790~2000年初的200多年当中，美国首富同中等家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收入比例从

4000∶1扩大到了1416000∶1。

一些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草率地用"强盗资本家"一词来形容美国的资本家，他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仅忽视了17、18世纪英国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忽视了"强盗"探险家、船长、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作用，也忽视了19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的10年当中，美国的资本家积聚的财富实在太多了。即使是研究进步主义时期和新政时期美国历史的史学家们也不可能对美国的资本家持完全批判的态度。马修·约瑟夫森在1934年出版的《强盗资本家》（TheRobberBarons）一书中承认修正主义者再次相信了19世纪晚期的美国资本家。他说："强盗资本家这个词并不是我在1934年提出的，而是早在19世纪80年代,身陷生活困境的堪萨斯州的农民们对当时的铁路资本家的称呼。"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那就是当时堪萨斯州的农民们所反对的是铁路资本家和投机商，而不是修建铁路本身，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在1869年的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有一半的人都在为修建铁路而欢欣鼓舞，因为这不仅能够改善交通，还能够使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得到保证。很多地处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欢呼的同时开始投票，决定是否要发放补助金并发行债券，就像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在开发北美殖民地的时候要经过英国王室的批准一样。北美大陆的发展史总是与金钱或是土地相关。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铁路的修建速度和规模惊人，以至于后来人们总是爱用"铁路速度"来形容那些快速通过的议案。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在群山环绕之中的铁路沿线城镇，早期殖民征服者的地位逐渐被铁路公司和铁路资本家所取代。

这种转变到底是何时发生的？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时间界限。在南北战争当中，美国有很多军需物资供应商以次充好，给军队提供的都是不合格的马匹和质量低劣的枪支、军舰、军靴和军装。最初，"伪劣品"一词被人们用来形容那些用破布条粘拼成的、一沾雨水就会烂掉的军装，后来逐渐被用来形容那些凭借南北战争而发家的奸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奸商吉姆·菲斯克曾经吹嘘说："在南北战争时期，只要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不管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价钱卖给政府。"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样做的奸商远不只他一个。

1860年，纽约市大约有100个百万富翁。而到了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翻了3倍。1845年，曼哈顿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40%的社会财富，而到了186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1%。当时曼哈顿最富有的1600个家庭当中，有很多家庭都是在南北战争中发家的。那些在南北战争中以次充好、大发战争财的奸商尤其喜欢奢华的生活，喜欢仆人随身伺候，喜欢在高级宴会场所用餐。有历史学家估计，在1861~1865年间，政府与私人供应商签订了价值近10亿美元的合同，这些供应商从中获利近5亿美元。林肯对奸商们的轻蔑态度就像华盛顿对靠着美国独立战争发家的奸商们的态度一样。

与那些只知道发战争财的奸商不同，美国财富帝国的真正创造者-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基家族和亨廷顿家族-既不靠在南北战争中以次充好赚昧心钱发家，也不是为了住上奢华的城堡或是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拥有的铁路、炼油厂和钢厂也足以促动商业变革。他们与大发战争财的奸商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初，他们专注于自己财富帝国的扩张，完全无暇顾及阿斯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某些非法行径，而在1865~1869年间，他们的注意力又完全集中在了横跨美国的铁路的修建上。

无论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心理角度来看，1873年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869年，美国东西部铁路在犹他州的交会标志着横贯美国大陆铁路体系的建立。而在短短4年之后的1873年，按照当时的美国人口数量来衡量，美国全国铁路系统的建设已经有些过度了，平均每590个美国人就拥有1英里的铁轨。在1867~1873年的6年间，美国新建铁路共计3.3万英里（1英里≈1.61千米），这比1860年以前美国累计修建的铁路里程还要长。很多新铁路的修建根本无利可图，大多数铁路股票都是"注水股"。"注水股"这个词是从丹尼尔·德鲁那里由来的。德鲁最初是哈得孙河谷地的一个牲畜贩子，后来成了股市上的投机冒险家。当他还是一个牲畜贩子的时候，每次要把牲畜带到市场上出售之前，他都会给牲畜注水以增加牲畜的重量，从而在市场上卖出更高的价钱。"注水"的铁路股票和"注水牲畜"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指价值的虚幻膨胀。

1873年9月，铁路过度新建所导致的危机爆发了。南北战争时期政府债券的主要发行商、全美最大的银行-费城的杰伊·库克银行，由于在北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无力偿付即将到期的价值100万美元的债券。该银行所面临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新建铁路的选址不当所造成的。当时，北太平洋铁路选址定在蒙大拿州的黄石河沿线，途经受印第安人战争威胁的地区。即使是在经过了几代人之后，这些地区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仍战火不断。1873年9月18日，杰伊·库克银行倒闭。新建铁路和银行破产的浪潮波及了股市。很多主要证券的价格都跌了一半，纽约股票交易所不得不暂停交易10天。

1873年底到1874年初的经济寒冬同样也宣告了美国北部地区战后繁荣的终结。与1873年9月前的高峰价格相比，作为美国股市支柱的各种铁路股票的价格下跌了近50%。在接下来的6年当中，美国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态势一直处于相当低迷的状态，以至于有经济学家用"萧条"一词来形容当时的经济状况。尽管市场上零售商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却由1873年的每天2.62美元下降到了1879年的每天2.16美元。制造业资本投资趋于平稳，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浪潮。而从19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下跌的农产品价格更是一降再降。

经济上的创伤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从1873年起，共和党逐渐失去了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一直享有的优势地位。选民们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腐败现象日益关注。在1876~1892年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基本上轮流控制着政府和国会。在5次总统大选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当选总统获得超过一半的普选票。总统的地位日渐下降，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由百万富翁和保守党人主导的国会参议院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府部门。自由放任主义逐渐发展到顶峰。

逆流而动的进步主义势力微弱。尽管全美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马萨诸塞州在1874年的时候通过了每天工作10小时的立法，但1873年的经济低迷还是使羽翼未丰的工会联合会组织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对政治经济状况不满的农民们发起了农民协进会运动，在1876年、1880年、1884年和1892年的4次总统大选中，都有农民阶级的代表作为第三政党的候选人参选。

特朗普宣布参加总统大选对股市有影响吗

特朗普参选不参选美国总统，这是他本人的事，也是美国两党的竞争，更是美国人民的选择。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世界和平发展，经济，贸易，金融，军事，外交科技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特朗普的人品，政治素质，领导能力和为人心胸表现尽显。人们日以为常，己经再没有好奇的必要了！

特朗普或拜登当选总统，你分析对股市会有怎样影响

在中美关系呈螺旋式下降对抗不断升级之际，华尔街高调宣传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前景愈来愈乐观积极。最近几个月，各大投行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富时罗素指数将把中国纳入其中，华尔街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那么，华尔街为何在中美政治冲突激烈之时，不顾政治风险积极在中国布局增加投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其中有对美国总统大选押注的原因。

大家知道华尔街是民主党候拜登选人竞选资金的大金主，华尔街对民主党的好感可以追溯到克林顿时期，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两项，一是削减财政赤字，二是鼓励对外投资，开放自由外贸易。后者的结果是将中国送入WTO和华尔街资本和硅谷大举进入中国，为中国带来大量的资金与技术，使中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到了今天，全球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已经到了难以摆脱的境地，这个现实难以在短时期内扭转，尽管特朗普动用关税大棒，也难以撼动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相反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因此，华尔街笃定无论是特朗普连任或是拜登入主白宫，他们的对华政策都只能在短期内选择和中国合作，才能渡过经济难关，不可能和中国脱钩，即使选择脱钩也是今后漫长的过程。

现在美国总统竞选已经进入白热化，这已经不是大选，而是斗士与斗士之间的搏杀，共和党人对特朗谱有多爱，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就有多恨，鹿死谁手不到最后一刻都是未知数。华尔街和硅谷有多爱拜登真是个问号，拜登的征税政策并不是华尔街和硅谷的福音，拜登经济治理能力更令华尔街和硅谷失望，因此加码中国市场是华尔街明智的选择。我们之所以关注美国大选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影响全球经济走向，特别是其对华政策直接关系中美关系走向，影响世界安全与稳定。中美关系对中国股市影响有多大，一个数据就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全融资产300万亿中，外资占比仅有1.8%，因此其影响微乎其微。

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策已经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既定国策。目前华尔街只是利用这个调整期吃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后一波红利，而中国也是利用华尔街资金稳定汇率，争取时间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中不稳定因素，拆除金融危机的引信，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为经济健康内循环创造条件。因此无论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对中国股市的长期趋势都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只是拜登当选会在短期内推高股市，而特朗普当选会引发短期波动。